包里最上面，是一個被壓扁了的打包盒。塑料蓋子已經碎了，裡面露出那隻碩大的帝王蟹，蟹殼上混著泥沙和血水。
「飯店服務員說，你走後，老人家一口沒動，讓服務員把桌上的菜全打包了。」民警低聲說，「他跟服務員說，這是他侄子最愛吃的，侄子工作忙走了，他得給帶回去。」
我的眼淚「唰」地一下就下來了。
我離席時那決絕的背影，那拍在桌上的200塊錢，此刻像是一記記響亮的耳光，狠狠地抽在我的臉上。
「還有這個。」民警指了指壓在打包盒下面的那個皺皺巴巴的本子。
就是那個在飯店裡，被我認定為「借錢帳本」的東西。
我深吸了一口氣，手指顫抖著翻開了第一頁。
本子的紙張很差，字跡歪歪扭扭，像是小學生寫的，但每一筆都用力極深。
這哪裡是什麼借債本。
這是一本「恩情簿」。
第一頁的時間，是2012年8月20日。
「強子考上大學了，全村第一個大學生。他給我買了一包紅塔山，還硬塞給我500塊錢。這是我這輩子收到過最大的一筆錢。這孩子仁義，沒嫌棄我這個撿破爛的大伯。」
我的眼淚模糊了視線。那是十二年前，我拿到錄取通知書的那天。那500塊錢，其實是我爸讓我給的，我當時甚至還有些不情願，覺得給了也是白給。那包煙，也是我為了在他面前顯擺自己「長大成人」順手買的。
我隨手的施捨，竟然被他記了十二年。
我繼續往後翻，每一頁都記錄著關於我的點點滴滴。
「2015年過年，強子回來了，喊了我一聲大伯。他穿西裝真精神。」
「2018年，聽二狗說強子在城裡買房了，真出息。我想去看看，怕給他丟人，沒去。」
直到翻到最後一頁，日期是三天前。
字跡變得更加潦草，似乎寫得很吃力。
「醫生說是胃癌晚期，治不好了。不治了，省點錢。我想強子了。這一輩子沒啥出息，臨走前，得把欠強子的那500塊錢人情還了。」
「攢了半年的工地錢，應該夠請強子吃頓那個叫帝王蟹的玩意兒。聽說城裡人都愛吃。還差點……還差點時間，不知道能不能撐到看著他吃完。」
「把這頓飯請了，把這恩情還了，這輩子就不欠誰了。希望能體體面面地走，別讓強子覺得有個窮親戚丟人。」
「哇」的一聲，我跪在派出所冰冷的地板上，嚎啕大哭。
原來那句「還差點」，不是錢還差點，是他怕自己的命還差點，怕撐不到跟我好好告別！
原來他一直摸索那個布包，不是在算計我，而是在確認他攢了一輩子的積蓄還在不在，在確認能不能給我這一份最後的「體面」！
而在他生命的最後時刻，面對我扔下的200塊羞辱和憤然離席，他沒有一句怨言，只是默默地把他認為最好的東西——那隻帝王蟹，小心翼翼地打包，想要護著它帶給我。
3.
民警走過來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遞給我一張被揉得皺皺巴巴的火車票。
「這是在他貼身口袋裡發現的。今晚十一點的綠皮硬座，回你們老縣城的。」
我接過車票，上面沾著他的體溫。
他原本打算請我吃完這頓最後的晚餐，就獨自坐連夜的硬座回老家，找個沒人知道的地方，靜靜地等死。他不告訴病情，是不想連累我；他請吃大餐，是為了維護他在我面前最後一點作為長輩的尊嚴。
我拿著那本恩情簿，看著那個混著泥土的打包盒。
我想起飯桌上他那雙渾濁卻充滿討好的眼睛，想起他局促不安地縮回去的那雙沾滿白灰的鞋。
我贏了所謂的「反套路」，我守住了我的錢包，保住了我的「邊界感」。
但我輸掉了人性里最珍貴的一課。
我笑不出來，怎麼也笑不出來。
有些人窮盡一生，卑微入土，只是為了在離開這個世界時，能在那群自以為是的「體面人」面前，挺直一次腰杆。
而我，親手打斷了他最後一次挺直脊樑的機會。
窗外，城市的霓虹燈依舊閃爍，像極了那個帝王蟹猙獰的殼，冷冷地注視著我這個徹頭徹尾的混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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